论粤语词汇的深度研究

甘于恩

（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，广州510632）

摘要：进入21世纪，粤语研究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来说，都取得长足的进展。可是，相比起语音和语法研究，粤语词汇研究的成绩还是无法令人满意。本文对粤语词汇研究的现状进行简要回顾，对如何强化粤语词汇研究提出个人浅见，全文分为七个部分：一、粤语词汇研究的瓶颈；二、粤语词汇研究的方法论；三、粤语词汇研究的宏观审视；四、粤语词汇的深度研究；五、粤语词汇研究的工具基础；六、构筑学术平台推动粤语词汇的深度研究；七、打造粤语词汇研究的标志性成果。粤语词汇研究，是粤方言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，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。

关键词：粤语  词汇研究  瓶颈  方法论  未来发展

进入21世纪，粤语研究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来看，都取得长足的进展。可是，相比起语音和语法研究，粤语词汇研究的进步还是无法令人满意。其不足体现在：调查面狭窄；工具单调；理论视野有限；总结欠缺深度；成果发表更少。本文对粤语词汇研究的现状进行简要的回顾，对如何强化粤语词汇研究提出个人的若干浅见。

一、粤语词汇研究的瓶颈

粤语词汇研究的瓶颈是什么？概言之，就是调查的不充分性和比较的局限性。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，陆续有一批方言点的调查报告（王力、钱淞生1950；赵元任1951）出版，但多限于语音方面。直到1980年代后期，《珠江三角洲方言词汇对照》的出版，这种局面才有所改观。可是，《词汇对照》只涉及25个粤语点，这在全省近两千个的镇级单位中，只是很小的一部分。尽管这个调查报告为我们做粤语的词汇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，但它无法代表粤语的全貌，这就是粤语词汇调查的不充分性。进入90年代，暨南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合作出版了《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》（詹伯慧、张日昇 1994）和《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》（詹伯慧、张日昇 1998），又增加了20个点的粤语材料，但调查的不充分性依然没有根本的改变。

调查的不充分性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比较的有限性。以有限的材料来进行词汇的比较研究，不管是内部的比较也好，还是外部的比较也好，都无法充分地说明问题，反映粤语词汇的共性与个性。

近年来粤语词汇研究有个明显的短板，便是以“便利性的概括”来取代或充当科学的层级研究。所谓“便利性的概括”，是指以集体或个人从事的研究项目所取得的语料，作为归纳方言区域词汇特征，而非真正对方言片的词汇特点进行归纳与研究。这类研究主要有：詹伯慧、张日昇（ 1989）、张晓山（1995）、甘于恩、邵慧君（2003）等，这些成果尽管对方言片词汇特点研究有所启发，但多数乃是基于自然地理（珠三角、粤北、西江流域）的研究，与方言片的词汇面貌会有所出入，急需改善。

因此，粤语词汇研究要突破瓶颈，得摆脱“单兵作战”的状况，以方言片为单位，组建科研团队，申报各类项目。继续大规模地开展调查工作，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会过分。任何以为方言词汇的调研已经到头的想法，都是不足取的。詹伯慧（1995）也指出粤语的调查研究“有必要向词汇研究、语法研究倾斜”，当然这不是说语音的基础研究可以忽略。

此外，要在理论上借鉴普通语言学的词汇研究方法，借鉴普通话词汇研究的有用成果，从而弥补粤语词汇研究的补足，突破现有研究的瓶颈。

二、粤语词汇研究的方法论

传统的对比研究固然能够显示粤方言的部分特征，但很大程度上存在以偏概全、视野过于狭小的弊端，欲避免词汇研究的主观性、片面性，需要借助现代化的方法和工具，如数据库、语言接触理论等。要在方法上有所突破，善于学习一切有助于揭示方言词汇特征的方法。

粤语词汇研究曾经有一种不好的倾向，就是把港台词语作为一个整体，与其他语言或方言进行比较，有人甚至提出“台港汉语”的概念。香港和台湾分属不同的大区方言（粤、闽），在词汇特征上有明显的差异，这样的比较，就不能深入揭示方言的本质特点，显示在方法论上有重大缺陷。

尽管如此，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依然值得一再强调，没有比较就无法凸显彼此的异同和特点，正如李如龙（2001：2-3）指出：“方言词汇的比较研究还没有认真进行”，“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不论是横向的或纵向的，都未能全面地开展，深入地进行，主要是缺乏理论上的总结”。就粤语词汇与其他方言的比较而言，除了李如龙的特征词研究之外，刘镇发（2001）也做了不少工作，发表了《粤客方言与邻近民族语言的共同词》、《客方言与粤方言单音节词汇比较》、《潮州话广州话客家话的方言共同词》，但总体而言，深度和广度皆有待加强。

三、粤语词汇研究的宏观审视

时下有个流行的说法，我们正处于大数据时代。面对海量的调查数据，如果没有科学的现代方法，别说是把握本质特征，就是过一遍材料都相当困难。

要达成宏观审视的目标，还要处理好宏观-中观-微观的关系。微观研究是基础，是基石，中观研究是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桥梁，而宏观研究则是词汇研究的学术高地，只有到了这样一个高地，我们才能清楚地认识粤语的词汇本质特性，才能看清粤语词语与共同语的关系，才能厘清粤语词与古汉语词的关系，才能发现粤语词汇与其他方言的异同。但是，如果我们不对方言土语展开过细的词汇调查研究，那么就无从总结方言片的特点，而大区的词汇面貌更是无从谈起。这几年笔者利用开展大中型项目的机会，做了一些中观总结的工作，撰写了《广东四邑方言词汇特点》（甘于恩、邵慧君2000）、《广东西江流域粤语词汇、语法特点概述》（甘于恩、邵慧君2003）、《广东两阳粤语词汇特点概说》（甘于恩 容慧华2010）等论文，尽管还不够全面，但毕竟为粤语词汇的宏观审视做了一些“链接”的工作。

要从微观向中观、宏观过渡，语料的获取还是第一要务。建议各地以特定的区、片开展词汇调查研究，撰写分地词汇调查报告，为宏观研究提供语料条件。

站在更高的高度审视粤方言的词汇特点，地理语言学和地理信息系统能够从宏观上把握粤语词汇的总体特点，借助地理信息系统平台，统合、整理粤语的词汇材料，有助于凸显粤语词汇的本质特点。

四、粤语词汇的深度研究

要达到深度研究，一方面是全面了解、总结前人的词汇研究成果，找准突破口；另一方面是科学地分工合作，缜密设计研究计划与方案。

词汇深度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设计科学的调查条目。《广东粤方言地图集》（2004-2009）的词汇调查手册（第三版）有469个条目，这只适合较大型的、较为密集点的面上研究，用于深度调查研究则远远不够；《珠江三角洲方言词汇对照》列出1400个条目，也只能算是中等程度的调查（且有的条目方言性欠缺，如“存款”、“牙刷”、“煤”、“做生日”等，用字也不统一），有些粤语特色词没有列入（如“唔通”、“急急脚”、“稳阵”等）；张屏生有5000条的调查手册，但粤语特色不够，还需要补充和调整。

目前看来，词汇深度研究的条目量以5000条左右为宜，如果对母语开展调查，则数量还可以多一些。但要考虑调查的细致性与工作量的关系。建议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联合兄弟院校，设计一本有粤语特色的词汇调查手册；也可以按照研究目的或项目的大小，分A（详本）、B（次详本）、C（简本）三个等级，装订成册，或正式出版。调查手册最好能够配有彩图，有些动植物条目尤其需要。配合录音软件，推进词汇调查的有序开展。

在基础调查完成后，可以多角度、多种方法综合运用来进一步研究词汇特点，如粤方言词汇的层次性、粤方言的特征词、粤语词汇的交融性、方言词的本字问题、方言词语的语义分析、粤方言的惯用语、行业语及电脑自动处理方言词汇等。

五、粤语词汇研究的工具基础

粤语词汇研究的工具基础有以下三个含义：

一是资料工具，资料包括相关的学位论文、专著、论文，资料收集得越全，才能知晓前人做过哪些工作，有哪些学术贡献，还有哪些学术不足。汉语方言研究中心正在做这项工作，基地重大项目“岭南方言资源监测及资源库建设”做电子版资料的手机，而中心的资料室也收集纸质版的资料。这项工作还需要各地的支持，将所有相关资料惠赠给方言中心，以便汇总、整理；

二是调查工具，调查工具就是上面提及的调查词表，调查词表的设计要平衡特色和通用性，过于强调特色，可能会造成以后比较研究时条目的无法对应；忽视特色条目则可能调查不出粤语词汇的个性。依笔者浅见，还是以通用性作为前提，适当照顾特色条目。广东学者要坐下来好好研究一下，设计一册适合南方地区的调查词表；

三是索引工具，索引工具就是学术向导。传统汉学非常注重索引工具，强调做学问前先做完善的书目，了解前人研究的进度。我们现在处于电子化、信息化的时代，可以上网检索，现在的学人也似乎颇为依赖网络。可是，网络信息良莠不齐，需要予以鉴别。重要的是，有的研究信息并不在网上，如传统研究的内容（往往是片段性的内容）、各地方言词语的研究成果（往往是非正式的出版物）、论文集中的单篇文章等。所以，要全面地掌握词汇研究的成果，一个有效的方法便是编制专题索引，如苏新春（2004）编纂《二十世纪汉语词汇学著作提要·论文索引》，我们可以编纂《粤语词汇研究总目》或者更小专题的索引如《澳门词汇研究目录》等，可以正式出版，也可以自己编印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参考。

六、构筑学术平台  推动粤语词汇的深度研究

要更好地利用《南方语言学》、《粤语研究》等学术平台，推动粤语词汇的深度研究，发表一批高质量的调查报告和论文。《南方语言学》从第2期设立“词汇学与辞典学”栏目（第5期改为“词汇学与语义学”），陆续发表一些词汇研究方面的论文，但其他栏目也刊登这类文章（如“两广汉语方言研究”、“海外汉语方言研究”等），具体的统计数字是：创刊号4篇，第2期1篇（另一篇属现代汉语词汇研究），第3期5篇，第4期1篇，第5期6篇，总共17篇，每年平均3篇略多点。为了推动粤语词汇的深度研究，明年起改版为半年刊的《南方语言学》将固定词汇研究栏目，每期至少刊登3-4篇的相关论文。

澳门较之内地，在某些方面具有优势，一是体制灵活，无需层层审批；二是思维活跃，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；三是文化背景独特，多语汇集，词汇特色明显；四是有一定的学术阵地，如《粤语研究》、《澳门语言学刊》等，但后者本土色彩似乎不够浓厚，像《从澳门地区及街道名称的缩略现象看当地语言特点》（汤翠兰2012）、《澳门娱乐场名称语言文化分析》（尹雪璐2012）这类反映澳门语言生活的文章，还不太多。《澳门语言文化研究》作为年刊，内容上还是无法真正体现本土特色，或者说，有关澳门词汇研究的论文，难得一见。

除了刊物平台之外，各研究机构亦需利用论坛的平台，引导或推动粤语词汇的深度研究，如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的“南方语言学论坛”已邀请国内外名家做了30多个学术讲座，但其中涉及词汇研究的不多，谈到粤语词汇研究的就更少了。近期拟邀请广州学者严修鸿做题为《客家方言词汇的深度研究》的学术报告。今后应邀请学者更多地聚焦于粤语词汇的研究，带动粤语词汇深度研究的开展。

澳门首届“粤语论坛”以词汇研究作为研讨会主题，也是一次极好的学术尝试。

七、打造粤语词汇研究的标志性成果

在取得初步成果的基础上，要整合力量，进一步打造一些标志性的成果，如《粤语分地词汇对照》、《粤语词汇比较研究》、《粤方言词典》（丛书）等。我曾在2011年与某出版社协商分阶段、有步骤、有计划地推出大型的“广东方言词典”丛书，设想在广东各地编写25种中型词典（包括粤、客、闽方言），可惜这类词典不具短期效益，最终不了了之。

各地的文化背景不一，学者可以考虑在同一调查条目的基础上，增加特色条目。澳门曾经受过葡萄牙的殖民统治，通用语词中留下不少语言印迹，如“葡挞”、“土生葡人”、“大三巴”等，而且澳门以博彩业闻名于世，也有一些专用语词转化为一般语词，如“食格棍”、“抢闸”等皆与博彩有关（莫倩仪2000）。因此，澳门的学术机构（如澳门粤方言学会）可以考虑组织力量编纂一部《澳门方言词典》，将具有澳门地方特色的词语都收录进来，这种个性化的词典其实就是词汇深度研究的最好体现。

词语是语言中最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元素，方言词汇研究，与诸多相关人文学科（如民俗学、历史学、地方文学）有密切的联系，可谓方言学中的“显学”。粤语词汇研究，是粤方言文化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，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。粤语词汇的深度研究又是一项重大的学术课题，可以考虑设计为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。但目前的条件似乎还不够成熟。研究粤语的学者应该腾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，从基础做起，层层推进，把方言点、方言片的词汇情况调查、研究清楚，有这样厚实的研究作为依托，距离揭示粤语词汇的本质特征，就为时不远了。

参考文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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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于恩 容慧华2010：广东两阳粤语词汇特点概说。中国语文研究，1期，45-52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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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原载《粤语研究》第14期，2013）